书中的莫里·施瓦茨对人生的观察，说不上有多么深刻，但却很适应潮流。在到处都有紧张对峙和激烈竞争的世界上，人们越来越厌倦于争斗，希望过一种宁静和安稳的生活。人们更多地谈论着爱，谈论着爱心，希望唤醒真挚的爱来化解各种矛盾和结怨。莫里的哲学也是这样：“在商业上人们通过谈判去获胜。他们通过谈判去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爱却不同。爱是让你像关心自己一样去关心别人。”“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并把它珍藏在心里，我们即使死了也不会真正地消亡。你创造的爱依然存在着……你仍然活着———活在每一个你触摸过爱抚过的人的心中。”“记恨和固执都是毫无意义的。”……很难说这些教诲有什么深刻之处，《圣经》中早有类似的箴言。但是，如果把北约在南斯拉夫的行径同这些美好的愿望放在一起，爱的赞语便显得空洞、软弱和苍白。面对各种肆无忌惮的暴行，爱，真的能感化那些施暴者吗？它不会使沉溺于爱的神话中的受欺凌者处于任人宰割而无抵抗之力的地位吗？
尽管我对此心怀疑虑，但是，我仍然赞赏这本小书。一本只有10万字的小书，一本谈论人生哲理，谈论感情、家庭、金钱、婚姻、衰老以及死亡的书（虽然谈的是一个古老的、人人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毕竟不是什么热门话题，也没有感官刺激，更没有硬性的推销指令），却能畅销一时，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短短的3个月，在中国的总印数就达11万1千册，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小觑的，是值得认真想一想的。
每一个人，从他来到人世，便面对一个怎样来，怎样去，怎样生存，怎样生活，怎样看待周围的事物，与周围的人们建立怎样的关系，说得雅一点，就是树立怎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但是，这个人人关注的问题却很难谈得入耳入心，因为人们都希望由自己来决定怎样生活，而不希望别人耳提面命。春风化雨，施之于无形，才是最高明的引导。
中国的孔夫子是懂得这一点的。如果不是把《论语》当成“圣经”，诚惶诚恐地拜读，而是带着欣赏的心情去读，我们会发现一个和蔼、博学、善于引导，但又有点倔，有点不讲理，有点固执的颇有人情味的老头儿。这个老头儿向学生们传授着他的人生经验，他的处世之道，却并没有企图强迫他们接受某种僵死的教条，他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提供他们一些应当注意之处和有关人生的价值判断。“颜渊喟然叹日：‘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说的是实在的情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似乎渐渐丢掉了这些优秀的传统。我们太喜欢以教训者的口吻来对待广大的读者与听众。或许是因为错误地理解了“灌输”这一概念，以为强制性的耳提面命便能把“正确的思想”输入到人们的头脑里？或许是因为掌握了行政的权力，以为凭借这种权力便能轻而易举地转变人们隐秘的思想观念？或者是过分地迷信行政的权力而退化了思想的创造能力？总之，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把细致的、复杂的、耐心的工作变成了粗鲁的、简单的、强制的灌输，以致似乎忘记了，表面言词的一致，决不是真正的心灵沟通。满足于制造口头一致的假象，恰恰掩盖了思想上真正的距离，其隐伏的危险是有甚于公开的分歧的。
《相约星期二》作者的高明之处，不在于他的思想有过人的深刻之处，而在于他在传播他的观点时，并不让你感到他要向你灌输些什么，并不企图强迫你接受些什么。没有口号，没有定义，没有“我们一定要”、“我们必须要”如何如何一类强制性的断语。他只是通过一个濒死的教授，娓娓地向你讲述他怎样看待生，怎样面对死，他的遗憾，他的理解。讲不讲在他，信不信由你。平和的略带抒情又略带伤感的语气，让你感到真实、亲切。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同类读物中多年少见的了。
我不认为莫里教授的讲授内容有过人的深刻之处，但是我认为他的讲授方式实在是独到的艺术。我这个挑剔的读者，在读着这本书时，也深深地被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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